主页  女性与教会  宗教大复兴时期      

教会历史中的女性事奉——宗教大复兴时期

邱清萍作者: 邱清萍

编者按:三月为“妇女历史月”,本网页就教会处理女性议题的历史作一简要的介绍。内容取材自《还我伊甸的丰荣》及作者其他文章。

上接自由教会运动时期

十八世纪英、美的宗教大复兴,为姊妹提供了许多事奉的机会,当人在圣洁与公义的神面前悔改认罪,撇除己见,留心服从圣灵的指引,妇女事奉便不再成为问题。卫斯理约翰深受其母事奉的影响,在本地和各处设立女传道,起初他只许妇女用五分钟讲解圣经,但有一次他的一位带领同工突然病逝,教会工作不得已由他的遗孀肩负起来,她时常要向二、三千人的会众讲道(Malcolm,111-114)。

卫斯理苏珊娜(Susanna Wesley)对她的两个儿子--约翰和查理影响甚大。约翰常记得小时母亲在家中厨房开始聚会,后来人数愈来愈多,坐满了厅堂甚至仓房。她讲道许多人信主,日后约翰对姊妹的事奉比较接纳,相信受她母亲影响不小。她把家庭当学校,廿年如一日每天花六小时为儿女上课,培养他们好学求知的态度。她教导儿女每天起床和睡前寻求神的面,行事为人不要像临风草,乃要持守真理。

后来约翰出来传道,常带着母亲到处领会,又与她讨论神学问题,乃亲密的同工。查理在圣乐方面为主大大的使用,共作圣诗三千余首,其中不少脍灸人口,例如“神圣纯爱”、“耶稣爱我灵的主”等。苏珊娜兼顾事奉与家庭,实在是现今妇女的好榜样(T&L,236-238)

总的来说,循理会虽然有做带领及站讲台的姊妹,她们毕竟是少数,而且根据卫斯理,这些人是神在特殊环境、特殊时候要使用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教导讲道的姊妹要尽量避免引起别人的反感,例如讲道时不要站在讲台后,最好站在讲台前或梯级上,尽可能不做解经讲道,只做短讲,作见証及劝勉(T&L,239-241)

美国大复兴领袖之一科顿马特(Mather Cotton)虽为清教徒,其对姊妹事奉的角色却比前人开放。他曾致力除去教会及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痛斥一些书籍贬抑女性,及故意忽略妇女的贡献。近代历史学家发现妇女在历史中没头没脸,(例如史胜亚 Arthur Schlesinger Sr.在一九二二年曾呼吁史学家摒弃他们性歧视的观点,而且要看重妇女的角色),但科顿在两世纪前已洞察这个问题,他还着书教导妇女如何弥补被无端破坏了的名誉(T&L,233-234)

这时期妇女事奉的角色是在灵恩的色彩中才被肯定,例如有特殊的启示与恩赐,又或在教会开荒时期,弟兄短缺时派上用场,又或作为巡迴宣教士。愈有权力架构的组织,妇女事奉的机会愈少,能在固定地方教会做牧会工作的真是凤毛麟角。但另一方面,事奉与婚姻并不产生矛盾,这一段时期投入事奉的妇女多是已婚,突破中世纪那种要在婚姻与事奉中间任择其一的传统。

复兴运动与妇女世纪

名作家雨果 (Victor Hugo)曾宣称十九世纪为“妇女世纪”,反映当时妇女无论在教会的事奉,或社会服务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活动空间。霍罗伦(Lawrence Foster)认为“宗教上的复兴运动通常带给男女--特别是妇女--更多机会作有创意的表达,这是一般已具组织规模的教会所不及的。” (Foster,25)

十八世纪在英、美的大觉醒运动 (The Great Awakening) 中,姊妹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甚至有历史家认为该运动若没有妇女的参予,也许根本不会发生。 (T&L,246) 许多地区的复兴火焰是在祈祷会中燃烧起来的,而妇女往往是推动、主持及参予祈祷会的主力。有一份长老会杂志谓“神按妇女祈祷的比重倾下祂的恩惠”(Blauvelt,1:32)

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叶,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接踵而来,得到复兴的姊妹渴慕将属灵的恩惠从家中伸延开去。于是姊妹在教会的志愿事奉、福利事业、主日学运动和海外宣教等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幅度的参予。但这些转变也带来不少的争论,其中较突出的是着名奋兴家芬尼似乎对姊妹的事奉采取较开放的态度,以致引起议论纷纷。他亲身体验姊妹的逐家探访和祷告会对他主持的奋兴聚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所以他曾说:“要求妇女闭口不言会削去教会一半的实力。”但其他奋兴家和教会领袖却不以为然,且大力反对。褟嘉路得 (Ruth A. Tucker) 和赖华德 (Walter Liefeld) 则认为芬尼不一定那么支持妇女的公开事奉,因为他曾劝勉姊妹不要触犯众怒,可以不讲就不讲。他的夫人很反对姊妹受神学训练及充当讲员或牧会。但他又实在需要姊妹的支持,因此有时不得不替她们说话(T&L,251-3)

志愿服务的福利组织

当时绝大部份姊妹没期望在教会内成为专职传道人,她们只想事奉神,把神放在她们心中的负担和爱倾倒出来。她们愿意出钱出力,只要能够投身一些有意义的事工。十九世纪初叶,志愿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起来,其数之多,种类之繁使人眼花撩乱:从专门寄送圣经与属灵书籍,到教育婴儿和孤儿;从聋哑盲人院到照顾乡村牧师的需要,差不多无所不包,无孔不入。

这些志愿机构绝大部份是由妇女创办、主持和支持,服务的对象也不儘是妇女和小孩。在英国就有一些妇女在蓝领阶层的男人中做福音及社会工作。其中佼佼者如马嘉莲(Catherine Marsh) 在一八四零年代向铁路工人传福音,带领许多人归主。又如但路易莎(Louisa Daniell), 在一八六零年代不同的军事基地向军人传福音,又为他们提供娱乐场所、家乡小菜和查经材料等(Bradley,49-50)

主日学运动

主日学最初在社会低层人士中发源,与社会及救济工作连在一起。很多教会领袖对这种由平信徒,甚至妇女执教的圣经班感到非常震惊,深怕会降低圣经教导的“专业”水准。但绝大多数的圣经班教员是由姊妹担任。

美国的主日学运动早期两位得力勇将是两位女士--白约安娜(Joanna Bethune)和她的母亲葛耶洗别(Isabella Graham)。本来她们只是主日学教员,后来安娜和丈夫都有感动在本国发起主日学运动,好像英国一样。起初希望由弟兄来发起,但等了多时都没有反应,结果白女士与一些姊妹分享,并在一八一六年一月召开第一次会议,有数百位妇女响应,立时组织了妇女主日学联会,大会后立即开班,至同年七月报名教师达至二百五十位,而学生人数亦高达三千。不久,弟兄也起来组织了“纽约主日学联会”,由白先生主持,而且把妇女联会也吸纳过来,使其成为附属的组织。次年,“美国主日学联会”正式成立(Rice,59-60)

女执事会

十九世纪初,教会重新考虑建立执事制,甚至将一些教会以外的福利工作纳入教会事工范围。事缘在德国有一对费来纳夫妇(The Fliedners) 在凯撒活 (Kaisersworth)地方倣效天主教的修女救济院模式,创办了一所“基督教女执事院”,裡面有医院、女囚犯重建所、孤儿院、女精神病院及女执事训练学校等。不到卅年工夫,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一百多个分会,起用了四百多位女执事来推行各样事工(Hinson,73:22)

其后在英、美,类似的女执事会也相继成立,起初都引人猜疑,或反应冷澹,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基督教人士认为女执事制与天主教的修女制太相似,基督教强调家庭的重要,妇女的事奉应以家为本位,单身不是一件好事(Porterfield, 122)。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又看见果效,接纳度才有显着的增加。

文字与音乐事工

写作为有恩赐的妇女提供了“话语职事”的事奉机会,其工作果效既广且深,而又不会引起议论。当时出版的妇女作品大多属于灵修、小说、诗词、自传之类,而神学、教义等较为硬性的作品则属“禁地”。偶而也有人在小品或文学创作中探讨神学问题,但直抒已见的绝无仅有。其中较着名的是诗人狄爱美(Emily Dickinson),她的诗品充满对神的渴求和寻找时的挫折感。她被认为是当时美国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可与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及普阿伦 (Edgar Allan Poe)等并驾齐驱。另一位是罗海蒂 (Hester Ann Rogers)的见証和灵修小品,影响当时循理会对成圣教义的教导。

姊妹对圣诗的创作也有很大的贡献。一般信徒较为认识的是“我罪极重”(Just As I Am) 作者艾莎乐蒂 (Charlotte Elliott),她终身受疾患缠绕,她的诗歌是痛苦经历体验出来神的恩。另一位当然是失明女诗人高罗士庇芬妮(Fanny Crosby),她一生共写了九千首圣诗与福音诗歌。最为脍灸人口的是头十年的作品。

讲道事奉

十九世纪的妇女比前人有更多讲道的机会,参予的人数也较前为多。但最能接纳她们的仍然是一些在更新运动中新成立或较着重平信徒事奉的教会,一些历史悠久的宗派组织则最不能忍受,但有时为了需要,又不得不修改已订立的政策,结果自相矛盾,产生更多的溷乱。例如循理会在一八零二年于爱尔兰举行的会议决定姊妹不可讲道,但翌年又改为妇女在没有弟兄可讲道的情况下仍可讲道(Johnson, 87)

其实一些有讲道恩赐的姊妹起初都很不愿意成为争议性的人物,她们都情愿“安份守己”舒舒服服过日子。但她们都见証说神的呼召不放过她们,福音工作的需要及人们的反应又一再印証,使她们无从逃避。以下特别介绍三位:庞菲比 (Phoebe Palmer)、史哈拿(Hannah Whitall Smith) 及卜奇莲 (Catherine Booth) 。她们都是已婚妇人,且都有子女。她们与丈夫一同配搭事奉,且都是盛极一时的“生命进深、生活圣洁”运动的先驱。

庞菲比(1807-74)常被誉为“圣洁运动之母”,乃十九世纪循道宗最有影响力的妇女。她与行医的丈夫居住在纽约,她在卅年代开始每週二举办追求圣洁的聚会,并持续了近廿年。数以千计的卫理公会牧师都曾在这些聚会中得到复兴和帮助。她又出版文字作品鼓励教导许多有同样追求的传道人,难怪有一名牧称其为“向许多亚波罗更完全地授以神的道之百基拉”(Smith,12,20)

事实上,她的影响力不止于循道宗,也到达了公理宗、圣公会、浸信会和贵格会。她另外在市区为贫苦大众服务,为他们预备栖身之处。她又是“圣洁指引”杂志的编辑,该刊物销路达三万份。夏天她则与丈夫联袂到各处传福音,主领布道会。虽然她曾表示姊妹最好不要讲道,但她的讲道聚会常吸引许多人来参加。有人估计因她讲道而信主的人超过25,000(Smith,12,20)

史哈拿(1832-1911)在贵格会的家庭出身,后来把具贵格会特色的“静修”操练带进“圣洁运动”裡面。她的作品《信徒快乐生活的祕诀》一出版即非常畅销,至今已成古典名着,估计共售出二百万册以上。她与丈夫常被邀请到各处証道,甚受欢迎。史女士某些神学观点曾引起议论,其中一个是她“普救派”(universalism)的观点,虽曾一时被诟病,但没有断绝她事奉的路。后来她丈夫因捲入桃色事件,他们的配搭事奉终告一个段落(T&L,267-269)

卜奇莲(1829-90)未有开始讲道之前,曾因闻庞菲比讲道被人非议,遂起来为姊妹的事奉作一番辩护。她写了一本小册《姊妹的事奉--妇女传福音的权利》,除了申明圣经有先例可援外,亦强调圣灵引导的重要。没料到翌年神就引导她开始了讲道的事奉。她的丈夫卜维廉当时乃卫理公会的牧师,有一主日早上,卜牧师讲完道,她忽然有感动站了起来,面对着上千的会众,第一次作见証。据她后来说,那种感动是突如其来的,好像有声音对她说:“妳若为我作见証,我会祝福你和会众的心灵。”当时她有很大的挣扎,魔鬼也对她说:“妳根本没有预备讲,妳若开口一定会在众人面前出洋相。”她还是讲了,起初卜牧师也很愕然,但很快就恢复常态,等她说完,竟出乎意料的说当晚讲道将由师母负责。这件事给她唯一的遗憾是她等得太久了,因她曾对母亲说,她觉得自己在讲台上比在厨房裡更如鱼得水。

事实上她有足够的条件担任讲员。她从小喜读圣经,十二岁已把圣经读了八遍。她是戒酒运动的热心份子,曾有很丰富的演讲经验。她未与卜牧师结婚之前,他们已同意要有一个平等的婚姻关係,婚后卜牧师似乎也很接纳她的公开事奉。卜奇莲讲道很有能力和胆色,后来夫妇二人对城市福音和社区工作很有负担,便开创了“救世军”。而“救世军”从开始就很欢迎妇女的参予,甚至在建会宣言第十四条特别声明:“无论何人不能以任何途径禁止姊妹成为布道家或领袖,或剥削姊妹会友投票、出席会议、和发言的权利。”早期救世军的同工裡面有差不多一半是姊妹(T&L,264-267)

女牧师

直至一八八八年,美国只有约廿位受按立的女牧师,女传道则有五百位。当时愿意按立姊妹作女牧师的有卫理公会、公理会、浸信会及一些小群教会。但他们通常也要经过一番辩论才成功,而很多姊妹根本不要捲入这些争辩,情愿息事宁人(T&L,278)。另一些人反对按立女牧师,很强调说牧会会妨碍女人的家庭责任。诚然一个人的家庭角色与在外面工作的角色必须同时考虑与调适 ,因为两者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应由男女双方一同调适。

但对布安妮(Antoinette Brown) 来说,这些顾虑拦阻不了她。她报名要入奥本立(Oberlin)学院受神学训练,却遭拒绝,校方认为女子出头,是伤风败德的行为。但她不为所屈,再接再励,终于在该学院完成神学训练,却得不到正式学位,也不能接受按牧。(一直到廿八年后她才获得学位,很讽刺的是五十八年后,校方居然还颁发荣誉博士给她。)毕业后她被邀请到一个乡下地方,在一公理会的教会做牧会工作,后来还接受了按牧,成为美国第一位在宗派教会内受按立的女牧师,那时她还是一个单身女子。后来她结了婚,因为家庭角色没有相应调整,她必须放下公开的事奉,转以写作来事奉(Zikmund,214)

众宗派的反应

如前所述,一般宗派教会对姊妹的事奉较多限制,这些包括会友的权利如投票权、发言权和会议的代表与出席权,又如在聚会中领祷、教导、讲道、全职事奉、甚至按立牧职。十九世纪末叶,美国的卫理公会的大议会中仍不容许姊妹任代表出席,一直到一九零四年,美以美会的姊妹才有会友权。长老会在当时是限制最严的宗派,曾有一、两位姊妹讲过道,事后也被严禁。

限制的理由有从圣经根据,有从传统习俗来解说。但奇怪的是根据圣经者,也有不同程度与范围的限制。有些宗派淮许平信徒姊妹讲道,如卫理公会的庞菲比,但不淮许有专职的女传道,(同一宗派在一八八零年通过的议桉)。有些淮许讲道,但不淮许主领圣餐等圣礼仪式,认为那是领袖的责任,而姊妹不应担任领导。另有些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予以按牧,特别是工作上有需要,而没有弟兄可以担当。这些不一致及先后矛盾,或言行不一的表现,令人困惑这些限制是否真的是超越时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抑或人将圣经裡面针对特殊情境或例子的教导当作绝对的真理来执行?

传统习俗的理由包括:“时机未成熟”、“姊妹的公开事奉会不利于家庭生活,破坏传统的家庭价值”。例如当时的信义会喉舌报就警告妇女若有投票权,她们必定情愿花时间去搅政治活动而忽略儿女与家庭。另一位编辑批评有些妇女情愿“生产演讲词、论文及伟大的道德训诲而不愿生育儿女”。当时妇运方兴未艾,特别避孕等生育计划的措施令许多教内人士忧心忡忡(Graebner,231)

也有出于害怕姊妹会“得寸进尺”。(一八八五年浸信会全国议会否决不让阿肯萨斯州两位女代表有一席,其中代表就说:“我爱姊妹,但我更怕她们”,另一位说:“今年她们得到投票权,明年她们就会势如破竹。”)另一些深怕姊妹一但活跃于公开事奉,弟兄就会逃避他们的责任。当然认为姊妹在智力与才华方面均属次等的也大有人在,甚至女人自己也这样想。有一位乔治亚名凯太太的对浸信会议会的决定大表赞扬,并鼓励男士要“克尽责任,不要让比他们智商低的女人来监督海外宣教这宏大的工作”(McBeth,110,112)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妇女事奉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有些人怕会导致分争或分裂,最好避而不谈。但一些不限制姊妹事奉的教会根本不需要为这问题头痛。事实上,十九世纪姊妹投入事奉的人数不断增加,主要原因是一些独立教会的兴旺,及一些新的宗派产生,尤其是圣洁运动影响下,不少会众脱离有“僵化”倾向的宗派,自组更有活力的教会。这些独立教会和新宗派通常对妇女事奉比较开放。

一八九四年弟兄会在总议会及地区议会通过男女在教会中完全平等,姊妹可担任牧师和宣教士。该总议会主日讲道是由一位女牧师史玛利(Mary Sterling)担任,她是在四年前被按立,为该会第一位女牧师。九四那年她在各处巡迥布道,带人信主,并为他们施浸(Flora,4-5)

一八八七年一位长老会牧师宣信 (A.B.Simpson) 在纽约成立了宣道会。根据安理士(Leslie Andrews) 记载:只要姊妹参予教会最基本的使命-传福音,宣信博士会毫无保留的给予她们机会。他对那些批评的人说:“神已经在祂的圣言中和祂的作为中显明了祂的心意,祂在世界各地许多献身姊妹的公开事奉上已盖了印。”又对一位攻击他做法的牧师说:“弟兄,神懂得怎样处置我们的姊妹,祂处理得比你更妥善,你不如把精力用来攻击我们共同的敌人吧!”(Andrews,220)宣信博士在他的一部作品中以“神的母性”为题,把神母爱般的温柔与抚养勾划出来。他又曾称圣灵保惠师好像天母,培育、训练和指导我们一生的方向(Simpson,11)

本文参考书目

 

相关阅读

 

 

Share |

 

网上捐助

new最近更新

灵命塑造事工

柬埔寨事工

查看作者专栏

征稿启事

订阅丰荣月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