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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历史中的女性事奉——宣教运动时期

邱清萍作者/邱清萍 圖/Jessica Tang

编者按:三月为“妇女历史月”,本网页就教会处理女性议题的历史作一简要的介绍。内容取材自《还我伊甸的丰荣》及作者其他文章。

上接宗教大复兴时期

宣教工场是姊妹最有机会发挥神给她们负担与恩赐的地方,费弗(Pierce Beaver)认为美国的妇女宣教运动可说是北美第一波妇运(T&L,233)。饶白雪 (Patricia Hill)写道:至一九一五年,四十个宗派的妇女宣教组织共收纳了三百万名会员,其影响所及,比同代的平信徒运动与学生福音运动更广泛(Hill,3)。奇怪的是许多宣教历史书都很少提及姊妹的贡献,着名如雷德里(Kenneth Latourette)的教会史七册巨着,或尼史提反(Stephen Neill)的《基督教宣教史》提及姊妹的是少而又少。

妇女的宣教组织始于十九世纪初叶。韦玛利(Mary Webb)在一八零零年成立了世界第一个妇女宣教会,就是波士顿宣教妇女会(Boston Female Society or Missionary Purposes)。五十年之久,这位坐轮椅的小妇人亲自担任祕书和财管,又为该会本地及海外宣道筹款。早期的妇女宣教组织多属支援性,例如代祷、筹款和教育一般妇女和小孩有关宣教的事,类似的组织如星火燎原,生机旺盛(Vail,ii)

后来妇女宣教会着重差派女宣教士到工场上作妇女工作,原来许多宣教夫妇在工场上常处于家庭与事奉两难之间。有些是结婚后丈夫得到呼召,而太太没有感动,却必须勉为其难随丈夫上工场,因此郁郁不乐,再加上离乡别井,而工场生活艰苦,有些就沮丧不振或精神崩溃,如克里威廉夫人、马礼逊夫人和李文斯敦夫人。另一些与丈夫同时蒙召,带着负担上工场,但是要同时照顾家庭及投入事奉等于做两份工作,有些结果体力不支,英年早逝。不少神所重用的宣教士在工场上都要续弦,耶德逊、戴德生、克理威廉均如是(T&L,293-8)

基于以上困难,工场上的妇女及儿童工作非常缺乏人手,而这是一环很重要的工作,不但因为妇女对属灵的事回应比较快,而且母亲对下一代的影响力比较大,对福音的传递、事工的延伸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当时内战结束,大群单身姊妹听闻马其顿呼声,北美妇女宣教运动由此拉开序幕(T&L,300)

根据宣教历史学家费艾荣(Edwin Bliss)记载,妇女宣教工作在美国内战之前已在印度开始(Bliss,253)。当时有消息报导该国一些惨无人道的风俗,例如女人陪葬、雏妓等,第一位回应者是姓郭的姊妹(M.A.Cooke),差会要她在加尔各答为印度教女孩开始一所学校。

艾大卫(David Abeel)是一位美国改革宗教会差去中国的宣教师,他看见了妇女工作的需要,所以回国述职时,就在英、美两地呼召姊妹献身宣教,但当时许多差会反对差单身女宣教士上工场,艾牧师于是鼓励友人组织“女宣教会”,专门差派单身姊妹。结果在英国有一个“远东妇女教育会”成立,而在美国则有“妇女联合宣教会”。其他类似组织应运而生。到了一八九四年,共有卅三个妇女宣教组织,共差派约一千位单身女宣教士,在海外各工场上担任教师、巡回宣教师、医生、救济工作者等职份(Keller,1:242-43)

妇女宣教工作发展迅速,终引致有些差会不安,认为姊妹已超越她们应有的位份。一八八八年一位浸信会差会领袖就曾经这样劝诫:“姊妹在宣教工场上应尊重弟兄领导的地位。我们不否认姊妹很热心,人数也较多,在支援事工上实在表现出色,甚至有些姊妹具有很超卓的领导与组织才干;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男人在宣教工作和本地教会中是有天赋和预定的领袖角色,不要忘记:‘男人是女人的头’”(Hunter,13-14)

当时差会虽然渐渐肯接受单身姊妹,但所分派给她们的工作往往与她们的能力与负担不符。以美南浸信会宣教之母穆乐蒂(Lottie Moon)为例,她蒙召到中国,是要做开荒布道的工作,但差会只派她在一所学校教一班女生。她很失望,觉得是浪费时间,并且有很深的挫败感。

其他单身女宣教士也有类似的经历,有一位姊妹听到她那在印度宣教的哥哥多雅各(Bishop James Thoburn)提到那边需要女教员,就去了。但抵步后却一直充当哥哥的祕书,后来她下决心辞职,她哥哥才醒觉自己不对。事后多雅各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姊妹上工场就是一位正式的宣教士,与男宣教士一样,她的时间是宝贵的,工作是重要的,机会与权利也应一样”(Thoburn,120)

在宣教工场上,为了需要,姊妹所充当的角色往往与弟兄无异。甚至有时弟兄因为顾及家小,不能深入偏远地区,姊妹就得单枪匹马独力负责整个事工,而在一些土族中间,女人通常比男人较少威胁性,工作起来更方便。这是蛮荒白后史莱莎(Mary Slessor)的个人经验谈。

为了福音工作的需要,姊妹愿意克苦耐劳,但回到西方仍然得不到赏识,多受排挤。例如毛玛拉(Malla Moe)是协同会的宣教士,她在工场上简直好像监督一样,又讲道又指挥各地工作,但她回国述职时,拜访挪威教会,他们竟不肯让她上讲台,因为“女人在会中要安静”。当教会继续以性别为理由拒绝姊妹作全盘的参予,姊妹只有在地方教会权力范围以外,寻找可以献身的祭坛。

蒙海伦(Helen Montgomery) 和费路茜 (Lucy Peabody)是当时妇女宣教很得力的领袖。她们鼓励女宣教会联合力量,发挥更大的功效,特别是宣教教育方面。“海外差传联合研究社”便是在她们的努力下组成的第一个超宗派的女宣会工作。卅八年内该社共出版了四百万本教科书,在世界各地宣扬及教育普世宣教的意识(Cattan,38)。

蒙海伦本人是一个多产作家和思想精深的宣教策略家。她的名着“西方女人在东方”(Western Women in Eastern Lands)记录五十年来(一八六零至一九一零年)女宣运动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指出福音的广传和姊妹如何从受压的文化中释放出来。她写道:“一八六一年,我们只有一位宣教士--马士顿,在缅甸工作,一九零九年,我们有四千七百多位单身姊妹在工场上。六一年美国只有一个女宣会,但一九一零年却已有44个。以前支持者不过数百位,如今最少有两百万;以前所收献金不过二千,如今最少四百万”(T&L,310-311)

十九世纪末叶至廿世纪初,要求女宣会併入一般差会的呼声愈来愈高。主张合併的人认为,既然差会肯接受单身女宣教士,女宣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中一位赞成者皮雅逊(A.T.Pierson)是《普世宣教》丛刊主编,他补充说合併后姊妹应有平等的待遇,她们也可以担任董事会成员等(T&L,312)。但一些女宣会成员反对合併,恐防再度失去自由事奉的机会,蒙海伦是其中之一,当时附和者众。到了一九一零年爱丁堡宣教大会,赞成的形势已形成,即使后来举行女宣七十週年的热闹活动也挽回不过来,其中对姊妹的贡献与成就过份自我炫耀,失去属灵活力,也是女宣会转入颓风的原因(313)

新崛起的“信心差会”非常支持女宣教士。戴德生的内地会(创于一八六五年)第一批往中国的宣教士,十五人中有七位是单身女宣教士,其余是夫妇。单身姊妹也有被差去内陆农村,负责开荒布道,有些甚至负责整区的行政管理。当时有人在《普世宣教》中批评戴德生的措施,戴则指出这样做其实对福音工作有利。其余的信心差会,像协同会、宣道会、苏丹内地会、非洲内地会等,姊妹的成员也佔了很大部份(317-318)

教会复兴与向外发展,姊妹事奉的机会就会高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初叶姊妹事奉范围之广,地域之远,以及果效之深,可谓史无前例。但是这些进步主要是回应教会的需要,而不一定是立场的改变。许多人看姊妹仍然是“二等公民”、是后备军、是候补的轮胎,连姊妹自己也是这样自我贬抑。六福客栈的小妇人艾伟德提起她到中国宣教就曾这样说:“神最先可能不是要拣选我,我只是候补人。祂第一优先的人是谁我不知道,大概是一位弟兄吧。也许他意外死亡、也许他不肯回应神的呼召。神无可奈何地寻找肯去的人,我就这样被选中了”(Thompson,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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