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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华人女教牧角色的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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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清萍

二千年来,教会在处理姐妹角色方面一向跟随社会的潮流。所以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教会也一样将女性放在次于男性的地位上。

然而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初期教会因着福音所带来“男女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加三28)的真理,妇女在教会的地位比在社会高。(注1)另一个例外是现代的北美,情况却与初期教会相反。(注2)正当姐妹们在社会享受着男女同等的发展机会,教会却将姐妹禁锢在几个角色里,不能讲道、教导和领导。社会对女性的重视,远比教会为高;社会比教会更愿意接受女性的贡献;女性在教会的待遇远不及社会所提供的。在美加,女人任职州长、大法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已不是新闻,但许多福音派的教会仍然坚持男性领导,姐妹事奉仍有许多限制。

一 复兴运动与姐妹事奉空间

一些反对姐妹领导的人认为这是教会一贯的传统,应该持守。其实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两次“大觉醒”复兴运动里,姐妹有着很广阔的参与空间,无论是推动或受此运动的影响,姐妹作出了许多贡献,包括讲道、教导和领导工作。奋兴家芬尼曾说:“要求妇女在会中闭口不言,会削去教会一半的实力。”(注3)

这显示了一个历史事实,教会复兴,人人事奉,向外积极传福音及发展,姐妹事奉的门就会是敞开的。当时由姐妹创办及主持的志愿团体如雨后春笋,非常蓬勃,其数之多、其类之繁使人眼花撩乱。服事的对象不只是妇女和小孩,男人甚至军人也包括在内。(注4)

宣教工场是姐妹最有机会发挥神给她们的负担与恩赐的地方。饶白雪(Patricia Hill)写道:“至1915年,四十个宗派的妇女宣教组织共有三百万名会员,其影响所及,比同代的平信徒运动与学生福音运动更广泛。”(注5)大群单身姐妹走进工场,拉开北美妇女宣教运动的序幕。女宣会纷纷成立,到1894年,美国共有三十三个妇女宣教组织,共差派了一千位单身女宣教士,在海外工场担任教师、巡迴宣教师、医生及救济工作者等职分。(注6)

蒙海伦(Helen Montgomery)是一位多产作家和思想精深的宣教策略家,曾与费路茜(Lucy Peabody)组成“海外差传联合研究社”,是一个超宗派的女宣会,特别注重出版差传教育的书籍。在她的名着《西方女人在东方》(Western Womenin Eastern Lands)里,记录了五十年来(1860-1910年)美国女宣运动所产生的影响:1861年美国只有一个女宣会,只派了一位女宣教士到缅甸,差传献金只有二千美元,支持者不过数百;到1910年已有女宣会四十四个,单身女宣教士4,700多位,献金竟达四百多万美元,而支持者也有两百万之众。(注7)

当时基要派好几位显赫的领袖很支持姐妹讲道与领导,而且认为符合圣经的教导。慕迪(Dwight L. Moody)曾邀请当时着名的女权领袖,也是很有能力的讲员韦佛兰诗(Francis Willard)一同带领福音聚会。早期的慕迪圣经学院男女一同受训,曾栽培了无数女教师、牧师和宣教士,她们被派到各处担任奋兴会和圣经营的讲员。

宣道会创办人宣信(A.B.Simpson)在1911年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神我们的母亲〉("Our Mother God"),指出耶稣是人类的头,在祂里面综合了男与女的特性,正好矫正那些认为只有男人可以代表耶稣作牧者的言论。宣信并非鼓吹“女神”的宗教,他只不过指出神既非男也非女,祂与人的关系有时像父亲,有时像母亲。在1887年,宣道会里有一半副会长是姐妹。

播道会创办人范弗翟(Fredrik Franson)曾极力争取姐妹讲道及领导的机会,该会派出女讲员及布道家。他在1890年写了一本小册子《说预言的女儿们》(Prophesying Daughters)支持自己的立场。美国播道会早期的年历记录了几近五十位被按立的女牧师和布道者。(注8)

圣洁运动中的循道宗、救世军、五旬节宗教会对姐妹事奉最开放。其他的宗派如浸信会(特别美北)、金巴仑长老会等都有女讲员及牧师。一些基要派的圣经学院,如慕迪、奈亚、哥登及西北圣经学院都为姐妹提供讲道、牧养教会及教导圣经的训练,与他们所强调的圣经无误并行不悖。(注9)

内地会第一批派往中国的十五位宣教士中,有七位是单身女宣教士,其余是夫妇。单身姐妹被派往内地农村开荒布道,甚至负责整区的行政管理。其他的信心差会如协同会、宣道会、苏丹内地会和非洲内地会的成员有很大部分是姐妹。(注10)

二 姐妹事奉空间缩小

但诚如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言:在差不多所有的宗教运动中,姐妹的领导角色随着运动的稳定化而收缩。在运动初期姐妹有领导恩赐是属灵的象徵,而尽加使用,组织一旦规律化(也是权位化),姐妹拥有这些恩赐便成为可耻的,应当把它们收藏起来,或索性否认它们的存在。(注11)

在两次大战之间,美国教会对姐妹事奉的空间开始缩小。黑珍妮(Janette Hassey)分析有几个原因:(注12)

第一,基要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使基要派领袖提高了防卫的意识,不但在释经方面有“律法主义”的倾向,对姐妹的事奉注重“字句”多过精意;在宗派之间也多了划清界线的举动,例如对五旬节宗的方言及神医,及对社会改革行动的排斥等。过去许多姐妹的公开事奉是由关怀社会问题开始,如戒酒会、废除黑奴、妇女投票权等。

然而这时若投入社关行动都会被看作有“自由主义”的嫌疑,如此姐妹公开教导与领导的机会也大为减少。甚至在圣洁运动的教会中,除了救世军外,也都失去了二十世纪初姐妹兴起事奉的美景,许多基督徒可能从未听过女性讲道。

第二,基要派愈来愈机构化和组织化。它的重镇由美北转到美南,美国南部向来比较保守,对姐妹事奉尤甚。美南浸信会在这方面特强,1924年基要派第一间重点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成立,更标示了姐妹公开事奉的式微。该校只收男生,而当初很支持姐妹讲道的慕迪圣经学院和播道会三一大学也提高学术水平,发展研究院及神学院。姐妹就算有机会在其中受训,也不能选读讲道学或教牧学,许多姐妹只好专攻宗教教育,在1910年可以担任教会牧者的姐妹在1940年只能担任宗教教育部主任。教会请传道人的资格也从生命、恩赐的诉求转为以学位、学术知识为重。

第三,妇女运动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形态转变、妇女投入社会改变传统男女的角色、妇女的独立等使一些教会领袖担忧对传统家庭的打击。加上妇解运动中一部分人的偏激及极端表现,如妇女在衣着与行动上的大胆和暴露,与男人一样吸烟饮酒等破坏了传统女性的形象。其实初期的妇运对教会和社会都带来许多祝福,但因为篓中一些坏苹果就把整个运动否定了,至为可惜。教会愈来愈将女性的公开事奉与妇运结合,而更刻意地要把妇女的角色定型在几个“比较安全”的角色里。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极端妇解运动影响下更趋恶劣,尤其家庭的瓦解,同性恋的问题,教会不分青红皂白,把姐妹角色的问题统统都算到一笔帐上。

第四,基要派在解经方面拘泥字句而忽略全面的考虑。正如许多领袖以圣经的教导来肯定贩卖黑奴是对的,他们也能从圣经中找到经文支持姐妹不宜公开事奉,姐妹讲道、教导和领导便成为违反圣经的行动。以前范弗翟和哥登解释姐妹说预言是末世圣灵的工作,现在被看为是末世的徵兆!

以上的情况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退伍士兵需要工作,社会开始有“女人回到厨房去”的口号,将妇女的角色再次限制在家庭里。到六十年代及以后,由于妇运的影响,除了主流教会如联合循道会、美国长老会、福音派信义会等以外,许多福音派教会採取了消极的防卫表现,都纷纷煞掣,如美国播道会不再按立女牧师,姐妹不可以讲道,甚至不能教成人主日学,差会不接受单身姐妹作宣教士,教会聘牧或神学院请教授都要候选人表态他们对姐妹事奉的立场。

这种情况完全是一种倒退的现象,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情况大相迳庭。对以“持守传统”为号召的人来说,这是他们不应忽视的历史事实。

三 北美华人教会的姐妹角色

二十世纪初,中国各地也有大复兴,神兴起一些奋兴布道家,其中不乏神所使用的姐妹。郭佩兰引用梅纳(Luella Miner)报道说:1876年中国有九十位女传道,四十年后(1917)增加到2,500多位,升幅差不多三十倍,到了1920年再升至3,300位,可谓盛极一时。(注13)

余慈度是神所重用的华人女布道家。吴秀良教授认为她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中国最着名的奋兴布道家,对中国教会的复兴运动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因她讲道培训出来的传道人,成为1930年后第二期复兴运动的关键人物。倪柝声是其中之一,他在十七岁那年(1920年)参加余慈度主领的布道会受感归主及献身传道;李常受则在1925年。王载、赵世光等好些奋兴布道家也在余的影响下献身传道。(注14)

此外还有蔡苏娟常主领奋兴布道会,或下乡布道,许多人因此归主。她曾与一些同工组织了“中华国内布道团”,目标是去云南传福音。

二十年代后期,到处领会的姐妹有王淑、焦维真、胡蕴琳、蓝如溪、胡美林等。王淑是山东人,曾任教师和编辑,后来自由传道,蒙主大用,很多人悔改。焦维真也是山东人,曾在金陵神 学女校教学,后来到处巡行布道,一年内向数万人传福音,讲道 近三百次。曾开办灵光灵修院,后到中华神学院教学,1940年还担任港九培灵会主要讲员。胡蕴琳是上海人,不但在中国教会,也在西教会中主领奋兴布道会,抗日战争期间,还开办孤儿院,收容难童数百人。蓝如溪和胡美林都是西教士培养出来的人才,来过美国留学,回国任教及巡迴讲道。蓝任伯特利神学院的院长,胡任伯特利孤儿院院长。(注15)

梁家麟分析女奋兴家的兴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姐妹若有机会受教育或神学教育,就会有更大的事奉空间。女奋兴讲员通常都是由女西教士培育出来的,且与西教士一直有美好的团队配搭。另一个特徵是她们大多是独身的,而且常结为亲密的同工,如蔡苏娟及李曼、胡遵理与石美玉、蓝如溪和胡美林等。(注16)

1922年全国共有约三十八间圣经女校及女子神学院,但真正符合神学院资格的只有两间,由女宣教士及女奋兴布道家任教。罗圣爱于1922年担任建道女院院长。陈伟昆在美国得到文学硕士,曾在香港神召圣经学院任教,直到退休,着有多本先知书及解经书籍。李渊如曾在南京金陵神学女校任教,并负责《灵光报》的编务。她也是一位出色的奋兴布道家,常被邀到各教会讲道。(注17)

另有一些姐妹很有开荒及组织的恩赐,建立福音机构。着名的伯特利布道团由胡遵理宣教士与石美玉医生一同创办。起初开办教会,后加办医院、护士训练学校、女校及儿童工作。后来还发展成为布道团,到各处主领布道奋兴聚会,其中团员包括计志文、宋尚节、赵世光,还有许多女性奋兴家。梁家麟认为伯特利布道团对华人奋兴布道传统有很重要的影响。(注18)

梁又认为不少具有创新性的事工与机构,原都是由妇女发起建立的。但在事工上了轨道,有了组织之后,就会有愈来愈多的男性同工参与,而在一、两代的领导层转换以后,领导权便通常由女性转移到男性手中,(注19)有些还开始教导说姐妹不宜领导。

陈玉玲是第一位华人女牧师,曾以宣教士身分赴云南开荒,先后创办了七间教会,其中三间教会是她独力创办的。她的事奉非常全面,圣灵大能与她同在,神迹奇事也随着她所见证的道。

陈玉玲除了到处主领聚会外,还开荒植堂、牧会、教神学、编写圣经注释,也祷告医病。后受倪柝声的教导影响,自动放弃牧师的衔头。另一位早期被按立的女牧师是圣公会的李添媛牧师,后亦被迫放弃职衔。(注20)

可见在二十世纪初,无论是美国或中国教会的姐妹都有很大的事奉空间,都能遵照圣经教导按呼召与恩赐服事,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推广神的国度。然而华人教会在北美兴起时,姐妹事奉的空间反而缩小了许多,特别在讲道、教导及领导的参与上,遇到许多障碍,问题出在哪里?值得深思。

十年代中叶,美国移民法例放宽,大批华人涌入美国,神使用大环境的转变刺激了华人教会(特别是福音派)的成长,查经班纷纷成立,到七、八十年代更发展成华人教会。六十年代刚好是美国白人教会对姐妹角色敏感回应的时期,如上所述,许多教会因妇解运动而紧急煞掣,把姐妹事奉的门一个又一个的关闭起来,这是姐妹事奉的“铁幕”时期。而华人教会不幸迎上了这一波的冲击,加上没有美国白人教会十九世纪“大觉醒”复兴运动的背景,许多华人教会只能“东施效颦”跟着白人基要派,而缺乏深度的反省与调整。

放眼亚洲或东南亚华人社区,教会及基督徒对姐妹事奉都比美国教会开放,杨凤岗教授认为美国华人教会对姐妹领导的保守立场并非受中国传统儒家,或现代中国大陆教会文化的影响,乃受美国基要主义的思想影响,尤其一些保守的神学院或领袖的教导。他举出一例,美东区一家华人教会有一位姐妹被选为福音团契的团长,她原是一所实验室的主管,事业很有成就,很爱主和热心传福音。后来她到附近一个号称“小达神”(Little DTS—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信徒神学训练班,其中有一个课程讨论姐妹的角色问题,教导说姐妹不应当领导。她与一些同学讨论,结果发现自己充当团长是“错”了,就退出这个角色,而该团契后来也解散了。

杨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华人教会的土生华裔,特别年轻的一代,强烈反对妇女领导或按立,这是使人费解的现象。照理年轻的一代思想应更开放。在其中一个个案中,教会聘牧委员会物色了一位资历与恩赐均很适合的主任牧师候选人,会众大部分都很满意,却因英语部一位年约二十岁的会友以应徵牧师的师母也是一位按立的女牧师为由,影响一群年轻人投了反对票而不通过聘任这位牧师。(注21)

作者也亲自目睹一个类似的个案,一家教会的宪章允许姐妹受按立,而领导的牧师和长老群都通过要按立教会一位事奉超过二十年的忠心女传道。但在会友大会中,却被英语部一些年轻人投了反对票,其领头者是一位年约二十八岁的弟兄。当时教会情况有些紧张,该姐妹为了不愿使教会陷入张力状态,曾考虑取消受按,但经牧师、长老及一些弟兄姐妹的坚持和鼓励,最终还是通过了,而该弟兄和小部分年轻人后来离开了教会。

作者个人有一次在美东一家教会的国语部的主日祟拜中讲道,聚会完毕有一位说英语的弟兄向我要了地址,回家后不到一周,我收到一张明信片,里面写着:“这是一个警告,你触犯了神的命令,难道你没读过‘我不许女人讲道’的明训吗?难道你不怕将来的审判吗?”

四 回应与问卷调查

为了回应北美华人姐妹事奉的封闭情况,我曾与刘秀娴和吴淑仪两位姐妹合着《还我伊甸的丰荣》及编写《两性复和》,并在加州与一些女传道成立了“基督丰荣团契”,服事女传道、师母和女神学生,透过定期小组分享与代祷、特别聚会,及每年一次的退修会,鼓励和提升姐妹事奉的果效。过去十年,我们还进行了几次问卷调查。(注22)

现把从问卷获得的北美华人女教牧的情况作一简报。

(一)2001年的调查,共80位女教牧回应

(当年美国与加拿大华人教会数目估计超过八百)当中发现:很多华人教会没有女教牧,有女教牧的教会,平均四个教牧同工才有一位是女性。教会事工有姐妹参与的比率依次如下:长老(11.2%)、讲员(13.5%)、崇拜主席(14.01%)、执事(22.95%)、派圣餐员(25.23%)、成人主日学教师(39.97%)、探访员(60.42%)、膳食长(64.83%)、儿童主日学教师(78.23%)。

从以上统计略知北美华人教会姐妹事奉的情况:凡带领聚会,或担任带领同工的职位,一般都由弟兄负责;在儿童及青少年、妇女事工方面,无论是教导或辅导,姐妹的参与则没有限制,而关顾及服事的工作,更非姐妹莫属。美国华人教会历史较加拿大长久,后者对姐妹担任牧者、讲员、长执及其他领导或教导事奉要比美国开放。

女教牧方面:(只有63位女教牧填写)有6位已按牧,负责整个会众的牧会工作者甚少,大多数是助理传道,负责基教、儿童或青年事工、团契小组等。主任牧师有两位,一位与丈夫共同牧养(co-pastor)。以讲道为首要责任者有13人,次要责任者20人,故有一半女教牧有讲道事奉。三分之二(42人)女教牧是四十岁以上,大部分受过圣经学院或神学院的训练(58人)。全职事奉年日平均九年,差不多一半(28人)的女教牧月薪低过二千美元,另少于三分之一(17人)月薪是二千至三千美元,这与所分配的工作责任有关。一般教会男女同工也不同酬,姐妹就算负责与弟兄同样的工作,也因性别或单身而薪酬较低。

(二)2010年问卷调查,共44位女教牧回应

九年之后(2010年),我们再有一次问卷调查,可能时间仓卒,只有44人回应,美国共30人(68%,其中26人来自加州),加拿大14人(32%,其中9人来自安大略省)。女教牧多集中以上两地,与个人观察符合。在教会工作者有29人(66%),在机构有15人(34%)。

44人中,已被按牧有7位,从人数与按立年分来看,似有增长趋势。2001年的6位,其中一半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按立的, 而2010年的7位,有6位是在二千年代被按立的。

女教牧的职责方面:以讲道为首要责任者10人,次要责任者12人,一半女教牧有讲道的责任,与上次调查类同。主任牧师有一位,负责牧养整个会众仍属少数,多数负责某一事工,如宗教教育、小组团契、青少年事工、探访等,女传道兼任祕书似在减少。姐妹在机构事奉的空间较大,有神学院教授、神学院院长、甚至机构负责人者。

女教牧的年龄方面:亦有增长的趋势,51至65岁佔了29人,超过一半填表的人。学术及神学训练方面有明显的增加,硕士学位有25人(13人有道学硕士﹝M.Div.﹞学位),而博士有9人(7人有教牧学博士﹝D.Min.﹞学位)。教会会不会因姐妹更成熟更有装备而大开事奉之门呢?

薪酬方面:每月三千美元以下有15人,三千至四千美元有25人,四千美元以上有6人。一半(22人)女教牧没有医疗保险,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退休金也是一样比例。18人有进修补贴,26人没有。10人有房屋津贴,34人没有。36人有年假,8人没有。

于2006年我们曾在一个女同工退修会中作了一个比较针对性的调查(24份回应);后来在2010年的调查中也包括了同样的问题,以下总括其中一些重点的反应与比较。

甲 在你的经验里,你的性别对事奉有什么影响吗?

2006年:有利于事奉10人(42%);不利于事奉14人(58%)
2010年:有利于事奉15人(40%);不利于事奉22人(59.5%)

1.“有利于事奉”的例子

与人同工、沟通及处理冲突时,有效帮助儿童及妇女;不须太抛头露面(如参加行政及决策会议);在关怀及祈祷上较易被接纳,处事较细腻;易亲近新朋友及女性;在探访时可与男同工互补,有时比男同工更方便(肯受探访的多属女性);辅导姐妹较方便;会友对讲道的要求不及对牧师或男传道那么高。“有男同工羡慕兼多谢我的参与,以致其他出席的男同工在会议中可以彼此礼貌相待!”“教会领袖绝大多数是男性,作为女性我在其中能起一点平衡的作用。”主任牧师能欣赏团队中有不同性别同工的贡献。

2.“不利于事奉”的例子

a.机会方面─即使有与弟兄同样、甚至更大的恩赐,也没有机会公开领导;肯聘请女传道的教会甚少;夫妇若同时蒙召,由于一般教会不同时聘请夫妇,通常妻子只得放弃服事的机会,而一个人工作通常不够维持家庭所需。男同工在讲道或带领上得到较多学习及发挥机会。“本来被一家教会邀请对职青讲道,后来该教会牧师知道我是姐妹,就要团契主席撤销邀请。”

b.角色与名分─不能讲道;不能按牧;就算做同样的工作,也不能有相对的名分;有些重要的决策,无分参与;不准教导男性;女性加上单身,对帮助会众的婚姻家庭问题上有限
制;姐妹不能做主席、教成人主日学或做团长;堂主任(主任牧师)必须由弟兄担任。圣礼只在执事会的特别许可下才可主持,对建立属灵领导的权柄上有阻碍。“我曾在一所浸信会事奉,虽然负责带领团契及教成人主日学,仍得不到『传道人』的职衔,也不得在中文堂祟拜讲道,只可以在英文堂向青少年讲道。”“因姐妹不被按牧,我虽身为英语部牧者,却不能主持圣餐或其他礼仪。”

c.待遇─与男传道或牧师做同样的工作,但在待遇与福利上却有差别;甚至姐妹也觉得男性领导才是正确和理所当然的。“我与丈夫同在一门训中心事奉,我的月薪却只有他的一半。”男信徒不易信服女教牧;姐妹要特别努力,学像弟兄那样有决断力和思维方式,才容易被信任,进阶领导层。牧师需要电脑,只要开声就会很快得到,女传道若作同样的要求,就会听到很多借口,结果仍是得不到。

一般人较尊重及听从男同工的意见;“我在教会工作多年,所得薪酬比不上新加入的男同工。”较多考虑男同工及其家庭的需要,却忽略单身女传道也需要有自己的家,住屋支出也不少。

乙 在你的经验中,那些人比较不容许姐妹与弟兄有同样的事奉机会?

统计结果是男牧师(传道)最高(38%与36%),其次是男信徒领袖(长执)(29%与34%),然后是女信徒领袖(29%与14%)。一般信徒比较开放(21%与9%),而女传道是同路人,当然较多同情(13%与5%)。

丙 你希望看见北美华人教会在对待女教牧同工方面作出调整吗?若是,你希望看见什么改变呢?

2006年的调查,23人(96%)答覆“是”;2010年的调查,39人(95%)答覆“是”。

希望看见的改变有:在“事奉机会与弟兄均等”一项,2006年及2010年两个调查相继为20人(83%)和29人(66%)。在“待遇—薪酬与福利与弟兄相同”一项,为21人(88%)和29人(66%)。在“尊重姐妹也是神的僕人”一项,为21人(88%)和31人(70%)。至于角色方面,姐妹可以讲道(96%与66%)、教导成人(92%与57%)、担任长老(83%与53%)、执事(79%与50%)、可以按牧(79%与68%)、可以担任主任牧师(2010年53%)。

相比两次调查,比率差距颇显着,可能因为2006年的调查是在女同工退修会中举行,参加者对姐妹事奉问题有更深的了解及交流;而2010年的调查对象比较分散和广泛,看法之差异也较大。无论如何,绝大部分填表的女教牧都认为华人教会在姐妹事奉方面需要改变,而角色方面,至少一半人以上认为要有所调整,这是毋庸置疑的。

五 反思与调整

七十年代,白人福音派教会有一群人透过反思,促进了“福音派妇女运动”(Evangelical Feminism),一方面确定基要信仰如圣经的权威,另一方面从事严谨的释经与对世俗妇解运动的批判,从这个角度建立对妇女身分、地位及角色的釐清与肯定。这运动自七十年代开始,引起了福音派神学界许多的探讨与辩论,从解经、神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各方面有分量的作品相继面世。

皮朗奴(Ronald W. Pierce)分析这些作品如何反映该时代福音派教会在这方面的思潮:七十年代,福音派妇女主义学者开始了寻根之旅,在十九世纪的复兴运动中找到了他们的根源。根柏蒂(Patricia Gundry)在她的书《女人,你已得自由!》(Woman Be Free)中指出“传统派”对性别平权的三个疑惧:第一,会失去女性的特徵;第二,会破坏家庭和社会;第三,会否定圣经的权威。有作者就从这几方面为文消除这些疑惧。

到了八十年代,“传统派”的挑战激起了福音派妇女主义的决心,以更成熟的思考与研究来解释他们的立场。有作者从原始初期教会的资料和严谨的解经来看圣经对妇女事奉的教导,1984年在伊州举办的“妇女与圣经”研讨会,及后来福音派神学学社(ETS,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的对话,有些“传统派”的领袖也开始向性别平权开放,如着名的圣经学者巴刻(J.I.Packer)。1987年CBE(Christians for Biblical Equality)与CBMW(Councilon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成立,前者强调男女本质、地位与功能都平等,应彼此顺服,按恩赐事奉,人尽其才;后者承认本质平等,但地位上因功能不同而男高女低。双方的营垒愈来愈分明,也各自更坚守自己的立场。后者后来从强调“传统”(男女有阶级之分)转为“互补”(仍然是地位的互补)。

经过了十多二十年两极化的挣扎,九十年代开始有“两性复和”的曙光,双方寻求“存同求异”的途径,在“互补派”方面,只要最高的领导是男性,女性可有更多的参与,包括领导。而“平权派”方面则更深化其研究的方向,也扩充至更广的层面,如家庭及社会的女性角色,同性恋问题,且开始朝向教会和 一般信徒作较生活化的教导。二十一世纪开始,“平权派”更伸展到其他族裔的妇女问题,及宣教士如何在异文化中处理妇女的问题。他们的思潮是不能挡的,虽然有退潮的时候,但神对妇女的心意已成为当代基督徒一个不能迴避的问题。(注23)

六 结论

教会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曾透过谨慎的释经、辩论、广泛的研究、讨论与对话,在一些重要的神学性或社会性的立场上作出更新与改革。

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天动说”,千多年来是西方解释世界的典范,后来被十六世纪哥白尼的“地动说”所取代,不但影响科学的发展,也带出文化新面貌。路德的改教运动更是基督教的转机。废除奴隶制度是近代西方教会一场漫长又痛苦的改革运动,美南浸信会在其成立150周年(1995年6月)的大会中,公开向美国黑人道歉,承认一直以来以不同方式排斥与歧视他们,有损神的形象。

什么时候北美教会的领袖们也觉醒,他们对姐妹(包括身边的妻女、教会的女同工)在事奉上的限制,也是一种有损神的形象和亏损神国度资源的行为,需要悔改与更新。


1 耶稣基督的降临,成全了父神重赎女人的计划,把女人失落了的丰荣重赎回来。四福音显示神子耶稣如何突破当时犹太和希罗传统对女人的歧视,以尊重和爱对待女人,使她们和男人一样享受救恩的释放,肯定女人公开的角色与地位。初期教会姐妹可与弟兄一样学道与运用恩赐,然而姐妹要小心运用这崭新的自由,使教会的秩序不致受损,甚至为了福音及爱心的缘故,放弃权利。参刘秀娴:〈神子爱中成全〉、〈圣灵不断更新〉,邱清萍、刘秀娴、吴淑仪:《还我伊甸的丰荣》(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7),页143∼185。

2 Rebecca Merrill Groothuis, Women Caught in the Conflict(Eugene: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1997),1-2.

3 RuthA.Tucker & Walter Liefeld, Daughters of the Church(Grand Rapids: Zondervan,1987),252.

4 Tucker & Liefeld, Daughters of the Church, 247-49.

5 Patricia Hill,The World Their House hold: The American Women's Foreign Mission Movement &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1870-1920(Ann Arbor: Univ. of Michigan Press,1985),3

6 邱清萍:〈历代教会的寻索〉,邱清萍、刘秀娴、吴淑仪:《还我伊甸的丰荣》,页212。

7 Tucker & Liefeld, Daughters of the Church,310-11.

8 Groothuis,Women Caught in Conflict,54-57.

9 Janette Hassey, "Evangelical Womenin Ministry A Century Ago —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in Discovering Biblical Equality-Complementarity Without Hierarchy, ed. Ronald W. Pierce, Rebecca Merrill Groothuis(Downers Grove, Inter Varsity Press, 2004),40.

10 Tucker & Liefeld, Daughters of the Church,317-18.

11 邱清萍:〈历代教会的寻索〉,页216,引MaxWeber,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Boston:BeaconPress,1963),104。

12 Hassey,"Evangelical Womenin Ministry A CenturyAgo —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52-57.

13 Pui-lan Kwok, 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1860-1927(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2),81.十九世纪下半业开始,不少单身姐妹投身中国的宣教工作。起初,归主的姐妹多属贫农阶层,因上层社会的“大家闺秀”不能随便与外界接触,或加入外国人的宗教组织,更何况她们都缠了脚,不便行动。由于当时男女不能在一起聚集,女宣教士在妇女当中便要担当全面的工作,从讲道、教导到牧养;从施洗到探访、甚至巡
迴宣道。这种事奉方式后来成为许多中国女传道事奉的典范。

14吴秀良:《余慈度—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Boston:比逊河出版社,2000),页21∼22。

15 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页137∼140。
16 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页95、114∼120。
17 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页127∼131。
18 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页110、120、140∼141。
19 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页144。
20 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页154∼155。

21 Fenggang Yang,"Gender and Generationin 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Asian American Religions: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Borders and Boundaries,ed. Tony Carnes and Fenggang Yang(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4),205-22.

22 2001年和2010年问卷的设计与分析分别由Lorna Cheng姐妹和王慧瑛博士帮忙,
特此致谢。

23 Ronald W. Pierce, "Contemporary Evangelicals for Gender Equality,"in Discovering Biblical Equality, 58-75. 作者指出平权运动影响了一些传统派的人改辕换辙,作者自承 是其中一员,又说许多“互补派”的人虽然理论不改,但实际生活上已作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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